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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textbook god-mode extreme example…
im from MIT ..he ‘s from MIT……..hmmm = =

特立独行 勇往直前
——记经1981级李山
李山,清华经管学院1981级,三山(香港)有限公司合伙人。
从众多媒体报道来看,李山是中国投资银行领域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自他入主中银国际以来,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令公司业绩大为改观。作为投行界这样一位领军人物,接受采访时他却表现得既亲切又质朴,实在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在他的办公室里,李山讲述起从前那些精彩的故事,畅快淋漓,令人振奋。
 
“山中之王”

李山出生在四川省威远县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里,名曰山王,又因母亲是山城重庆人,李山由此得名。
从小学开始,李山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就总是第一名,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小时候常受欺负,因此从那时起他就格外自强,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学习之余,他还作过班长、校团委委员等学生干部。
至于最初对清华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他的舅舅,一名清华汽车系的老毕业生。每当听他聊起清华,都会令李山感到无比自豪,并从此对中国这个著名的学府心驰神往。
转眼就到了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李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清华大学,由于从小热爱绘画,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建筑系。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当地发洪水,把志愿表全都冲走了,这却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说,当时对各专业的情况其实根本不了解,完全凭感觉填报。他在重新阅读清华招生简章时,偶然注意到经济管理系在四川招生1人,也许是出于直觉,他认为学习经济管理,将来可以当经理、厂长,出人头地,免受欺凌,就是这样一个误解阴差阳错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兴奋地跳了起来,体会到了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他笑称,也许正是当年的无知反而让他选了一个前途无量、方兴未艾的专业。
1981年,取得四川威远县高考第一名成绩的李山,成为当地有史以来首位考上清华大学的人。不愧为“山中之王”的他从此离开了大山的怀抱,去接受水木清华的滋养。
青涩大一
阔别熟悉的故乡,初到清华时,由于不习惯,更因为想家,李山一度情绪低落。为此,辅导员郝中军老师还曾批评他娇气,有小资产阶级情绪。
在清华的第一年,李山的线性代数、物理等就都是100分,只是英语不太好,一直到毕业都读慢班。由于擅长绘画,他担任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还参加了学校的绘画协会。那时,他在墙上挂了一幅徐悲鸿画的裸体素描《女孩的背影》,这在八十年代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一次,辅导员李志华老师去他宿舍聊天,看到这幅画非但没有批评他,反而对那幅画加以赞赏。这让李山颇为惊讶,并从此拉近了与老师的距离。后来,李老师还把他推荐给了时任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的邵斌老师。
千里马遇到伯乐
见过李山后,邵老师认定他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便提名他作了系团委副书记。既没当过班长,也没作过支书,还有些小资情调,曾经被别人教育的人,现在反而要去教育别人了?这让不少同学颇感意外。然而对此,李山自己却觉得既然被赋予重任,就不能辜负老师的信任,一定要做出成绩来。邵老师无疑成了他的人生伯乐,让这样一个曾经玩世不恭的学生重拾起信心。
邵老师与他谈心时曾说过:“英雄主义本身并没有坏处,为国家、人民、社会作出贡献或牺牲的英雄主义就能体现出价值来,而只为个人私利,就是一种偏狭的表现,是不可取的。我们推崇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个性,清华的学生不应该是清一色的,我们呼唤为社会无私奉献的英雄主义。”邵老师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来MIT的博士毕业论文的前言中,他是这样评价邵老师的,“他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注入到我的头脑之中,给了我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李山破例成为经管学院第一任团委书记,也是全校第一位作团委书记的学生。这个在小时候饱受歧视、从山里走出来的学生在清华受到如此器重,心底产生的强烈震撼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到的。
“行万里路”

培根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象牙塔里的学生们也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广告,而学习经济管理的李山看到国外打广告的方式,灵机一动,拉了三个同学,写商业信给几十家自行车厂商称,打算骑车下江南为他们作广告,此举得到了广泛回应。最后,考虑到条件最优,他们选择了鞍山自行车厂。
有了交通工具,却没有路费。而这并没有难倒李山,他看到校学生会为了给学生谋福利从厂家直接购进笔记本、活页夹等文具用品却造成了大量积压,于是决定全部盘下来。随后,他们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几十所高校进行推销。
凑足了盘缠,出发前他们还读了大量有关沿途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并且天天到圆明园长跑一万米,使自己有足够强健的体魄来完成整个行程。
万事具备后,他们出发了,先从北京骑车到上海,然后再乘船到大连,最后从大连返回,行程共计42天。他们一路上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当年路况不好,交通有诸多不便,在旅途中时常没有旅店,就只好在浴池等处将就过夜,由于潮湿,免不了蚊虫叮咬,成天在户外骑行,身上脱了几层皮。李山患有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他回忆说:“一回到清华就疼得哇哇叫,但在路上时却根本不觉得疼。”一行四人就这样登泰山,拜孔庙,游苏杭,考察各地的风土民情。李山回忆道,一路上虽然艰辛,但却得到了不少好心人的帮助。
他们一回来,立刻成为新闻人物,《中国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都对他们的这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学校也举办了一个关于他们骑车的展览,展出了他们的衣服、照片、自行车等各种物件。“我也许可称得上是清华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先驱了。”多年后谈起此事,李山仍然感到十分自豪。
“大官”与“大事”的抉择
五年时光转瞬而去。毕业之际,各种选择摆在了面前。那时,李山被推荐为清华的第一批免试研究生;但是,他还有一个机会——参加邹至庄经济学项目的出国考试,去外国留学。两个机会都很难得,但二者又不能兼得!与现在相比,在八十年代出国更是难得的机会,但同时有许多老师、同学劝他留在国内,认为他这么年轻就做了团委书记,将来在国内定能大展鸿图。
面对人生的岔路口,李山冥思苦想了一个多月。正如赵纯均院长在他毕业留言中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时中国正在搞市场经济,那就应该出去看看市场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不作了解,又何谈建设市场经济呢?虽然很想投身到中国热火朝天的改革之中去,但他认为应该积累更多的知识,厚积薄发,今后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他还清楚地记得曾去图书馆详读过清华校史,梅贻琦老校长的一句话让他感触很深,“清华学生但求做大事,不求作大官”。反复思考后,他认为象钱学森那样为国家、为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校友是令每一个清华人自豪与骄傲的。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出国留学,待学有所成后回来报效祖国。
初来乍到
在通过竞争激烈的出国留学考试后,李山来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课程。然而,出国后他身无分文,更没有钱去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在此期间,他得到了清华经济系老校友沈宗沅教授的无私帮助。说起这些,他感激万分。.

同时,他也自谋出路,向所在经济系的系主任申请作助教,教授公司财务原理——一门关于投资银行、资本市场的课程。由于在中国根本没接触过这些内容(当时中国还没有股市),上课前他要加紧自学,压力很大;又由于拙于英文口语,学生听不懂,结果遭到投诉。后来他接受了沈宗沅教授的建议把学生分成六组,进行笔谈,才勉强应付过去。
尽管他英语基础差,上课听不懂,笔记也记不下来,但是凭自己在课余读书自学,第一次考试,微观经济学就得了100分,而第二名学生只考了68分,其他的同学则全都不及格。第一学期结束时,三门专业课中,李山得了两个A,一个A+, 成为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
鉴于如此突出的成绩,系主任为李山申请到了加州大学的最高奖学金——校董会奖学金,此前在戴维斯还没有中国大陆学生获此殊荣。于此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热爱社会活动,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
学习之余,李山有时与在哈佛大学等名校念书的清华经管同学通电话,通过聊天,他发现自己在学识方面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在加州大学未能学到足够的知识么? 出国一年后,他专门回清华拜访了邵斌老师,坦率地讲出了自己所面临的难题:感到自己在国外没有学到真经,将来发展潜力有限;但转校继续读书又将耽误回国效力的时间,不知如何是好。邵老师给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如果转学就要必须去MIT、哈佛等一流的大学继续深造,如果是二流的大学,就不用去了。李山一回去就申请了MIT。
进阶MIT

MIT是世界顶尖名校,TOFEL要求600分以上,李山只考了560多分,他找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英文系的教授写推荐信证明他的英语水平过关。他于1988年进入MIT的城市规划系学习地理信息系统(GIS)。上了一段时间的博士课程后,他感觉太超前了,不符合中国国情,回国后恐怕用不上,就又去进修经济系课程。在那里,他目睹到大师们的风采,并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决定转到MIT的经济系去。
MIT的经济系历年在全美排行第一,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系里要求学生们专心读书,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前不能作助教等工作,李山再次面临着没有学费和生活费来源的困难。MIT经济系每年有两个名额的奖学金,李山为了能够得到其中之一,顺利完成学业,就去游说系主任,他说,作为一个堂堂的中国留学生,他很惭愧来请求这笔奖学金,但如果得不到,无法继续深造,他将失去用一流的经济学知识去改变中国面貌的机会。他告诉系主任,毕业后将回国投身建设,以后中国发展了,中国学生将带着自己的钱到美国来留学,今天此举正是为了今后中国来的学生们再也不用为学费而发愁。他的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系主任对眼前的这个中国学生充满了好感。(若干年后,李山任总裁的中银国际独家赞助了MIT的首届中国周活动)
奖学金落实之前,他曾利用暑假去波士顿市政府作IT顾问,打工攒钱。同时,还在一个研究所里用计算机模拟精神病的治疗模型。就这样,他同时打两分工,每周工作80个小时,一个假期下来,赚了1,5000美元,刚好够交学费。但如果纳税后,这些钱就不够了。在潜心研究了一番中美税收互惠的相关协议条款后,他来到波士顿美国国税总局,陈述这笔钱不必纳税的理由,最终合法避税。
好事接踵而来。指导李山做计算机模拟工作的MIT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了解到他的求学愿望,深受感动,虽然不是本院学生,还是聘他作研究助理,提供全额学费和生活费。此时,经济系也传来了喜讯,他最终取得了奖学金,不用工作,可以潜心读书了。毕业时他的成绩十分优秀,为MIT经济系五等成绩中的第一等,论文还发表在金融领域世界最权威的理论杂志Journal of Finance上面
1993年博士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华尔街这个名副其实的世界金融中心,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先后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美国高盛公司取得了佳绩。1998年,应经管学院院长朱镕基总理的邀请,回国开始了创建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的历程。
脱颖而出
放弃高盛,意味着巨额股份的丧失。其实,对于物质上的损失,淡泊名利的李山并不看重,此时,他已将全部热情投入了国家开发银行的重组大计。遗憾的是,此事最终搁浅了,顿时他感到壮志难酬,一腔报国之志在胸中激荡。不过,在经历了短暂消沉之后,他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与经管学院院友莫天全一起建立了被称为“全球华人房地产门户”的搜房网,后又出任雷曼兄弟公司负责中国投行业务的董事总经理。2001年4月他又踏上了归途,加入著名的中银国际并随后出任CEO。在那里的4年半时光,他历尽千难万险,突破重重困境,洗尽铅华,浴火重生。其间,他主持制定并实施了公司的战略转型,使之由一家以银团贷款和股票零售为主的金融机构改变为立足中国市场、为中国客户提供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的国际化投行,创建了定息收益、衍生产品、网上股票交易、私募股权投资等业务,首次打通了中国企业赴日本股市融资的通道,并成功主持了建立现代投行组织架构和风险管理控制机制、统一公司品牌、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等诸多开创性工作。经过重塑后的中银国际展露了出勃勃生机,成功进入中国大陆资本市场,竞争力大幅提高,多次在国际上获得“中国最佳券商”、“北亚最佳投资银行”、“最佳政府债券承销商”等殊荣。
2005年10月,李山提出了辞呈,结束“打工”生涯,创办了自己的“三山公司”。回顾走过的道路、经历的风雨,他认为,尽管不少人职位高、财产多,生活却不一定快乐,而自己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梦想,能够寻着梦想去生活、去创造,这其中的快乐比起金钱、地位来说更加重要,所以说自己是十分幸运的。他喜爱历史,对成吉思汗传记中一段示子之言记忆尤深:当你拥有华丽的衣服、迅疾的烈马和美丽的女人的时候,就会轻易忘记曾经的理想和目标,此时,人就如同生活的奴隶,事实上已经一无所有。他认为,在事业上为理想而奋斗,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同时自身的价值也才能够充分体现出来。无论是在国外打工,还是后来如愿以偿为自己国家效力,他在事业上从未松懈过,而这不正是清华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的鲜明写照么?
追求完美
李山很欣赏罗曼.罗兰所说的那句话,“人类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包括外表、仪饰和心灵。”生活中不乏美的东西,而是缺少发现,他认为对事业、生活、友谊、爱情都应该追求美。
从一个个生活细节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李山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浪漫,至今从他的言语间仍能感觉到一种幸福。骑车下江南的那次经历,他不仅取得了人生阅历上的收获,还得到了自行车厂的奖励——一辆崭新的墨绿色26自行车,他立即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女友。去美国一年后,他专程回国与女友结婚,并一同来到美国。为了李山顺利完成学业,新婚妻子放弃自身学业打工供他上学。
李山从MIT毕业时,为了挣足够的钱支撑妻子求学,放弃了去伦敦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教书、做研究的机会,进入华尔街打工。现在他们夫妻俩有5个孩子,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满。
李山的头两个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为了使他们成为中国公民,李山专程从波士顿来到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中国护照,但领事馆没有这种先例,不予受理。由于领事馆的教育参赞与当年这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打过交道,深知其一片爱国之心,也就予以了特批。从这里我们可以感知,他这一份真诚的爱国情感始终贯穿于他整个的人生轨迹。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李山谈到了现状。他说他一切都好,心态也很平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更好地回报社会,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不惑之年的他在这样的一种心境和平台上将再次起飞,将会更高且更远。

Learn From My Fail

  • send email 忘了 attachment, 要send兩次
  • 帶相機去旅行忘了SD card/battery/ running out of battery
  • 一個月前買的生日禮物,到了bday party 才忘記帶
  • 一直想去的seminar,到了才發現記錯日子、一人都無
  • 購物完畢,把紙袋+紙袋裡的銀包一同棄掉。
  • 整天讀着最難的一課,考完試才發現不用考,是optional reading。
  • 整天下大雨卻沒有帶傘的覺悟。
  • 上錯相反方向的火車。大概十分鐘後才發現。
  • 在嚴肅的場合突然失控大笑。
  • 髮夾橡筋有如一次性,用完立刻唔見。
  • 睡過頭,穿著睡衣狂奔到課室交功課,被恥笑。
  • 一直懶把支票兌現,直到過期。
  • 上火車後遺失車票,出閘不能。
  • 搭飛機卻會因不同原因 上不了機。
  • 死慳爛慳,但入一次機舖即刻過晒budget。
  • 跑步上學最終跌得傷痕累累。
  • 入錯課室。
  • 用用下支筆會突然消失。就好似飛飛下嘅蚊會突然唔見咗一樣。
  • bank account 負-ed 卻不為意,被罰錢。
  • 爸爸吩咐要點點點,轉個頭就無咗件事。
  • 去到google,腦裡突然一片空白,唔記得想search咩。
  • 明明要寄final version,卻寄了draft。
  • 決定派另外一條隊時,原本個條會突然變快。
  • plugged in charger for ipod, but the charger is not plugged to the socket..
  • just put on shampoo, then put on shampoo again…

The Third Depression

http://www.nytimes.com/2010/06/28/opinion/28krugman.html

Recessions are common; depressions are rare. As far as I can tell, there were only two eras in economic history that were widely described as “depressions” at the time: the years of deflation and instability that followed the Panic of 1873 and the years of mass unemployment that followe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9-31.

Neither the Long Depression of the 19th century nor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20th was an era of nonstop decline — on the contrary, both included periods when the economy grew. But these episodes of improvement were never enough to undo the damage from the initial slump, and were followed by relapses.

We are now, I fear,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third depression. It will probably look more like the Long Depression than the much more severe Great Depression. But the cost —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above all, to the millions of lives blighted by the absence of jobs — will nonetheless be immense.

And this third depression will be primarily a failure of policy. Around the world — most recently at last weekend’s deeply discouraging G-20 meeting — governments are obsessing about inflation when the real threat is deflation, preaching the need for belt-tightening when the real problem is inadequate spending.

In 2008 and 2009, it seemed as if we might have learned from history. Unlike their predecessors, who raised interest rates in the face of financial crisis, the current leade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lashed rates and moved to support credit markets. Unlike governments of the past, which tried to balance budgets in the face of a plunging economy, today’s governments allowed deficits to rise. And better policies helped the world avoid complete collapse: the recession brought on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arguably ended last summer.

But future historians will tell us that this wasn’t the end of the third depression, just as the business upturn that began in 1933 wasn’t the end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fter all, unemployment — especially long-term unemployment — remains at levels that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catastrophic not long ago, and shows no sign of coming down rapidly. And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well on their way toward Japan-style deflationary traps.

In the face of this grim picture, you might have expected policy makers to realize that they haven’t yet done enough to promote recovery. But no: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there has been a stunning resurgence of hard-money and balanced-budget orthodoxy.

As far as rhetoric is concerned, the revival of the old-time religion is most evident in Europe, where officials seem to be getting their talking points from the collected speeches of Herbert Hoover,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claim that raising taxes and cutting spending will actually expand the economy, by improving business confidence. As a practical matter, however, America isn’t doing much better. The Fed seems aware of the deflationary risks — but what it proposes to do about these risks is, well, noth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s the dangers of premature fiscal austerity — but because Republicans and conservative Democrats in Congress won’t authorize additional aid to state governments, that austerity is coming anyway, in the form of budget cuts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Why the wrong turn in policy? The hard-liners often invoke the troubles facing Greece and other nations around the edges of Europe to justify their actions. And it’s true that bond investors have turned on governments with intractable deficits.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short-run fiscal austerity in the face of a depressed economy reassures investors. On the contrary: Greece has agreed to harsh austerity, only to find its risk spreads growing ever wider; Ireland has imposed savage cuts in public spending, only to be treated by the markets as a worse risk than Spain, which has been far more reluctant to take the hard-liners’ medicine.

It’s almost as if the financial markets understand what policy makers seemingly don’t: that while long-term fiscal responsibility is important, slashing spending in the midst of a depression, which deepens that depression and paves the way for deflation, is actually self-defeating.

So I don’t think this is really about Greece, or indeed about any realistic appreciation of the tradeoffs between deficits and jobs. It is, instead, the victory of an orthodoxy that has little to do with rational analysis, whose main tenet is that imposing suffering on other people is how you show leadership in tough times.

And who will pay the price for this triumph of orthodoxy? The answer is, tens of millions of unemployed workers, many of whom will go jobless for years, and some of whom will never work again.

Games, changes and fears.

“這一個字母 那一闕樂與怒
每一個月初的 8 號
這一帶別到 這齣戲別再做
這種藍綠色 不要亂塗
對你有過這麼深的愛慕
處處是記號

某一套漫畫主角造型
掃光了物証 炸毀全部風景
難道懷念方可以暫停
與你有過這麼多的約定
處處是記認

* 舊情太多 新生活要好好過
世間要除去什麼
物証摧毀掉五千億個
也不要留低一個 *

某些名共姓 某餐店的風景

讓我將生活徹底擊破
砌一個全新的我
將生活再清洗過
到底我還有什麼
就算摧毀掉五千億個
我心裡還有一個”

當事與願違時我會食慾不振
這一段 嚴重落後了

競爭力每況愈下

夢的離騷
屢戰屢敗

誰需要廢物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急起直追不一定會成功

就如賭博

被遠遠拋離

一次又一次的錯配 就只可跟上這樣的格局

一年半的連綿敗仗  找不到價值

自責過後 還要跟他他她交代

每一步都是睹注

沒有”因為所以”的定律

再這樣就無容身之地了

以後不聞不說為上策,我玩我的遊戲。

““我承认自己是个懦夫。我不敢面对生活,我没有勇气。”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者或無法取回最初投資之金額。過往業績不能作為未來表現之指標。基金價格可升可跌。”

“點解一定要二選一?我唔可以有第三條路咩?點解永遠係你們set好晒A餐定B餐然後要我選?”

力筆從心:暑期工

每次到新加坡公幹,即使多忙碌我還是會撥個電話,與一位年輕人聯絡。
7年前,集團的新加坡分行,有位學生前來應徵暑期工。他就讀新加坡國立大學最頂尖的法律學系,成績優異。他 在面試時對我的經理說:「我計劃將來開辦車行,故此希望在這裏當暑期工。」經理聽到這番說話後,立即撥長途電話給我:「這個年輕人態度誠懇正確,但若他在這裏『偷師』,怕不怕日後他會變成我們的敵人,『頂死』我們呢?該不該聘用呢?」
當時我的反應很簡單:「如果我的生意『做不住』,一定不會是他的問題,而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好!照聘請吧!我欣賞他的坦白。」
期後在那年的公幹期間,我安排了這位暑期工當了我3天的司機,以便了解一下新加坡年輕新一代是怎樣。那3天,我就像變身成日本人-「左騰右騰」般,要他載着我四圍去開會!在我細心觀察下,發覺他在每個行程中,都總會做好最佳的準備,避過交通阻塞;而我付錢讓他為我買東西後,他都會列出了一個清單,說明金錢是如何運用,並將零錢清清楚楚的交回給我。那時我心在想:這個年輕人有前途!
到了第2年,他給我發了個電郵,說很想前來香港跟我學習,看看我們車行如何運作。他提出不收分文,也願意自付機票費用,並會自己去找最廉宜的住宿。但我說:「不用擔心,你來吧!就與我的家人同住吧!」
心想:這個年輕人那麼不怕「蝕底」,作為老闆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又有甚麼問題呢?這段日子,除了「同一屋簷下」外,我亦已把他當作了家人般看待,任何公務或家庭上的活動,我都會邀請他一同參加,就這樣,我們漸漸地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臨離開香港前我問了他一句:「還記得你做過我的司機嗎?」他答:「記得!」「為何那時你會願意接受,更用心去為我準備每一個旅程、細心計算每個消費呢?」
他答道:「每位成功的老闆,做每件事必有他的原因。我來到這裏實習,就算你叫我洗車我也會去做,因為我要學習;你叫我做,我便信任你。」
我認為他這個答案非常正面,故此給他小小的獎勵,讓他挑選我的其中一部名貴跑車,最後一次的接載我回家。他笑容燦爛地說:「我想駕駛你的那部Benz跑車SL55AMG,550匹馬力啊!」就這樣,我們開了電篷,一起迎着風回家吃晚飯。
整個路程中,我發覺他有如駕着「錢七」般龜速行駛,而他則神情緊張,額角還正冒着冷汗呢!那時我開始明白了,因為他不想弄花或撞毁我的車子。我便問他:「駕着一輛4百萬的車子,與駕着一部Civic的感覺有何分別?」他說:「壓力很大啊!」
我笑着說:「每人的能力都不同,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做自己能力可達的事,總會較為暢順輕鬆,但人總要成長,學習面對這些壓力與各種不同的挑戰,你的能力也將會因此而得到提升呢!放鬆點吧,我的車有購買保險,沒問題的!」就這樣,我們愉快地完成了這趟旅程。
時光飛逝,7年後的今天他尚未有開車行,卻到了一間有名的律師樓工作,仕途一帆風順,而我每次到新加坡公幹,即使多忙碌、多疲勞也好,還是會利用公餘時間相約他一起到市集喝一杯蔗汁,或者地道奶茶,了解他的近況,這次他更告知我快將結婚,並邀請我前往他的婚宴呢!
在現今社會裏,我們對人的信任往往變得愈來愈少,總怕被人傷害或「搵笨」,但卻不能忘記,我們總要用不離不棄的心情、有教無類的態度去教導下一代,因為他們將會是社會的未來,也是我們這一代的未來接棒人呢!
下期,我會與大家分享我在香港的另類暑期工慘痛經歷。
黃毅力